刘勇强：古代小说的读法、价值与当下关怀｜通识沙龙

Vol.227.1通识沙龙刘勇强：古代小说的读法、价值与当下关怀

2016年5月27日上午，第26期通识教育沙龙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大树咖啡厅圆满举办。本次沙龙的嘉宾是北大中文系的刘勇强教授。在近两小时的时间里，刘老师与来自海内外不同专业的十余名同学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交流。话题涉及古代小说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比较，以及古典小说悬念的制造、宗教背景、伦理观念、地域性、文体特征等重要问题。最后，同学们与刘老师就古代小说对人文素养的提升这一现实问题展开了轻松而愉悦地讨论。笔者奋笔如飞，仍跟不上老师和同学们的奇思妙想，仅择要摘抄如下：

图为刘勇强老师沙龙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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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论的角度与基础

沙龙开始不久，一位学习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同学就提出了一个宏大的问题：“古代小说研究与社会学研究在对待人物方面有什么异同？”刘勇强老师认为古代小说的研究方法也在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但人物论在古代小说研究之中较有特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物论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研究角度。这一方法既是当时流行的“反映论”的表现，也受到中国人古典的阅读模式的影响。金圣叹肯定《水浒传》把一百零八个人的性格都写活了，就是从人物角度出发对小说的审视。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也强调人物的核心位置。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物论的重要在于分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成为判定人物是否塑造成功核心标准。刘老师说，我不知道社会学怎么研究人物，小说研究可能更关注小说描写中更千差万别的、原生态的人物，而不是量化的、共性的人物。这位同学追问道：“我们研究大学生的心理状况，会使用调查问卷等方法。但研究数据受到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两方面的制约。小说研究是否与研究者的人生经历有关？”刘老师指出，小说的人物研究有不同指向，也许形式化的、功能性的、技术层面的人物研究不需要直接的、过分依赖研究者的人生阅历，但对于人物性格与心理等的把握，就需要阅历的支撑。吴组缃先生分析小说人物入木三分，就与他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并且有小说创作经验密不可分。《红楼梦》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写小说需要这样的“学问”“文章”，阅读与分析同样需要。

图为《水浒传》人物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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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仰的预言叙事

沙龙过程中，有好几位同学讨论到古典小说名著《金瓶梅》、《红楼梦》，大家作为非科班出身，对作品的阅读十分细致，也从中发掘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重要问题。例如北大历史系的宋天一同学通过阅读，发现《金瓶梅》中有一位吴道人，他预言了西门庆妻妾们的身世命运，这种现象在古典小说中普遍吗？怎样理解这一现象？会不会让人感到突兀？刘老师说：这种预言在各种叙事文和民间信仰层面相当普遍。史书与笔记中，常常用可以看见通过童谣或者某个高人异士预言事情的发展。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情节发展过程比较长，为了让读者能够把握人物长时段的命运，预言也是一种有效的结构方式。例如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看到金陵十二钗的册子，预示了《红楼梦》中女子们的结局。《红楼梦》里还几次通过小丫头的口说出：“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猜灯谜以及元妃、贾母点戏等描写，也都是通过某种谶语、暗示，强化作品的整体感。有时，这种预言还有制造悬念的意味。当然，从当代读者的视角来看，这可能显得有点古典或者朴拙的一面。当代读者可能更愿意欣赏小说叙事中有一种不可掌控、难以意料的结局。
接着这一问题，有一位读理科的女生提问：吴道人现象与古人的天命观有关吗？还是与信仰因素有关？刘老师回答道：史书中的预言可能某种天命观之类信仰因素的关系更为紧密，但在古典小说中，情况不完全一致，不排除民间信仰的影响，但将其化为一种艺术性的叙事功能也是一些小说家的努力。另一位同学谈到《红楼梦》中有跛道人，传统文化中从庄子的寓言开始，以病态或奇异面貌出现的人，往往具有神异色彩，如何理解“疯”和“跛”，这是否有宗教信仰的背景？刘老师说，这种形象的产生，应该有宗教背景。但宗教思想的具体影响，我没有考察过。就小说而言，这种形象的用意可能还有强调人不可貌相、因而赋予此类形象超出俗众的观念意义。他们的奇特的外貌与反常举动往往被人忽略或排斥，这恰恰说明了人与神灵及其观念的距离。不过，在一些小说中，这种渲染和夸饰有时太过刻意，类型化倾向太明显。

图为《红楼梦》太虚幻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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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差异

在讨论过程中，有几位同学谈到了自己对西方小说与古代小说阅读体验的差异。有哲学系的同学问道：读博尔赫斯小说，兴趣盎然。但一旦了解了其生平经历，顿时觉得没有那么神秘。中国古代小说的解读一样吗？西方理论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解有帮助吗?刘老师首先肯定了中国小说有着自己的阐释传统。近一百年来，西方小说理论对阐释中国小说提供了许多启发性的视角。读者本身的兴趣、阅读经验等各不相同，而小说文本又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那种建立在某种阐释基础上的阅读认识可能很深刻，一个完全没有相应背景知识或专业训练的读者，也许会有别样的感受。但即使是有经验的小说读者，也可以放下“负担”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直面小说文本。刘老师还引述了托马斯·福斯特在《如何阅读一本文学书》里的一段有趣说法：“在师生交流中，会有那么一刻，我们脸上表情各异。我的表情是‘怎么，你们没看出来了’，他们的表情是‘看不出来，而且我们觉得你是在瞎掰’”。（笑）刘老师指出，福斯特所说的文学教授和普通读者阅读的三点差异有一定启发性。这三点差异是“记忆、象征、模式”。记忆，是指在阅读中自然联想其他作品的相似描写；象征，是因为有了一定的阅读经验，习惯于追究作品的寓意；模式，同样是因为阅读了许多小说之后，会从小说的描写中发现某种类型化的特点。陌生与熟识可以引领读者对文本产生不同的体验。
一位同学说：误解可以成一种审美方式。误读会产生歧义的想象的，并不妨碍读者的审美。刘老师指出，如果存在正解、正读，它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所谓误解和误读，可以是别解、别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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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vs诗词：全要素文体

有同学提出：小说中的诗词，有的小说家卖弄诗词，有的则非常拙劣。怎么样的是比较成功的在小说中插入诗词？刘老师回答道：中国古代小说“文备众体”，在小说中运用诗词歌赋尺牍奏章等，无所不有。有的小说运用其他文体的比较成功，比如《西游记》《红楼梦》，有的则比较拙劣。但是小说中的诗词水平，并不一定代表小说的诗词水平。《红楼梦》里薛蟠只会一个蚊子哼哼哼那种低俗的顺口溜，而宝玉、黛玉的诗词就很不一样。作者是按照人物的身份、性格、修养等拟写这些诗词的。同时，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形式上的文体问题，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小说是一种全要素的文体。也许是说，它不但可以兼容其它文体，而且可以在散文化的叙事中，吸取其他文体的艺术特点，脂砚斋说《红楼梦》“妙处皆从诗词句中泛出”就是这个意思，它并不是一种文体的直接插入，而是将抒情文体的意境融化到小说中来。
北大东语系副教授夏露老师说：我觉得明清小说中插入诗词，是不是也有逞扬才学的可能。在越南的汉文小说中插入诗文就是如此。刘老师说：小说插入诗词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在魏晋时期志怪中就有诗词的精彩运用。韵散结合是古代小说的一种叙述方式与惯例，跟某一个不得意的文人想要借助小说传扬自己的诗文没有直接关系。清代小说家李渔把他的诗歌放进小说里，这些诗作也见于他的别集。但在小说中，仍然是符合特定情境的，而不是为了逞扬作家自己的才情。吴敬梓有《文木山房集》，许多诗词写得也不错，但《儒林外史》基本上是没有诗词的。古代小说家的创作压力是非常大的，一方面他们才华横溢，热衷于小说创作；另一方面，在创作中，又一直承受着社会对小说的偏见，甚至遭到“三代皆哑”一样的诅咒。借小说传扬才名并不是一个好选择。从本质上说，对一部好的作品而言，小说中的诗词是为了满足小说叙事与人物塑造的需要。

图为黛玉葬花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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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劝惩：“既是旗子，又是幌子”

有一位历史系的女同学近期在精读《金瓶梅》，她提出：作者是否用宋慧莲与潘金莲的对比，凸显潘金莲对社会伦理规范的践踏更为严重。这是不是体现了小说家对社会伦理规范的维护？刘老师指出：在《金瓶梅》中，潘金莲可能不只是与宋慧莲有对比的意义，她与李瓶儿、吴月娘等，也可以构成对比，因此，这一形象在对比中彰显的意义也是多维度的。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也强调了宋江和李逵进行对比，美国汉学家蒲安迪等人还力图从中概括出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象描写的配对原则，可见从对比中把握作品的意义是一种有效的思路。
北京工商大学青年教师刘紫云提出：金瓶梅中的道德问题非常复杂，虽然作者反驳很无力，但作者的道德底线还是真实存在的。社会舆论和压力，内心的压力使得作者的道德态度微妙而复杂，可以说古代小说的道德问题是有缝隙的。刘老师回应说，《金瓶梅》中的某些人物恶贯满盈，导致了其走向毁灭。但我们无法说断定他是在某一个作恶的时刻毁灭了，但他的毁灭一定与作恶有关，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不是技术性的问题，是必然的，也即是作者的道德底线。
还有同学就此提问：作家表达出来的伦理观念和社会的伦理观念是什么关系？刘老师的回答是：前人用“劝百讽一”、“曲终奏雅”来评论《金瓶梅》，也就是说，作者可能在最后或以最终的结果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可以通过叙述语言表达，也可以通过情节设置来表达。当然，文本本身可能存在矛盾，读者的反应也可能有差别，《金瓶梅》崇祯本评点比较感性，甚至骄奢淫逸表现出艳羡的态度，而张竹坡评点，道德感就比较强。我们在明清小说的序跋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堂而皇之的强调劝惩，但在叙事之中，他可能又要迎合大众口味，超越简单的道德劝惩，可以说，道德劝惩的表白，既是旗子，又是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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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与心智

中国政法大学的本科生杨伟坤慕名而来，提出许多问题，其中涉及小说阅读在通识教育中的地位，它对人文素养的养成有什么作用。刘老师坦率地说：我并不确认古代小说的阅读在通识教育中占有怎样的位置，我更看重小说阅读对心智成熟、智慧增长和审美眼光的作用。古代小说阅读也许不是一个可以在教育中习得的过程。最好的阅读体验与效果还是要从自己的兴趣出发。
一位中文系的本科生希望老师具体谈谈小说阅读对认识当今社会的作用。刘老师介绍了吴组缃先生对《金瓶梅》的评论，吴先生认为《金瓶梅》和《红楼梦》等小说都揭露了“市侩主义”，也就是利之所在，无所不为一种人生哲学。如果每个人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就会变得十分邪恶。如果大家都这么做，那社会将非常黑暗。这一看法是针对小说反映的明清社会而说的，但又有指摘时弊的意义。清人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也是这个意思。其实，不只重大的社会现象上古代小说可以提供以古鉴今的可能，即使在一些日常的生活体验中，古代小说也可以提供某种启迪。《聊斋志异·鸽异》写了一个“明珠暗投”的故事。你所珍爱的东西，在别人那里可能一钱不值，这种经历与感受，也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有一位数学专业的本科生问及如何理解鲁智深的结局、《红楼梦》里的“好了歌”之类描写。刘老师认为这些描写与作者宗教观念和人生态度有关，很难一概而论，其中有消极、虚无的一面，但结合小说的全部描写来看，作者的意图又不是一味的消极、虚无。阅读小说需要一定的心智，而小说又可以培养读者的心智。过去，社会上有“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或者“男不读《西游》，女不读《红楼》”之类的说法，具体含义，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不尽相同，但读者在特定的年龄段，或者说不同的心智状态下，对小说的感知是不一样的。《金瓶梅》有一篇东吴弄珠客的序言，里面说阅读这本小说，读者可以有“怜悯心”、“畏惧心”、“欢喜心”和“效法心”等不同心态和效果。一个“三观”稳健的读者，对小说的把握应该不会是片面化、简单化的。

图为刘勇强老师与同学们探讨问题

在本次沙龙活动中，刘勇强老师还与同学们就金圣叹的评点如何“黑”宋江，“造反”与“招安”的伦理困境以及孙悟空的反叛精神是否在流传过程中得到增强等有趣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不知不觉，预定的一个半小说时间很快就超过了。主持人只得总结发言：感谢同学们在期末季抽出时间积极参与古代小说的讨论，更感谢刘老师在百忙之中，来到通识沙龙与大家分享古代小说的读法、价值与当下关怀。

李远达 / 整理

玄灵 编辑  /  俊强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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